本文作者：世界资源研究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安德鲁·斯蒂尔博士（Dr. Andrew Steer）

在北京首都机场候机室，我正等待踏上归家的旅途。此时《中国日报》上的两则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在中国的十三五（2016- 2020年）规划之际，这两则新闻一起，向“中国思路”提出了一个问题。

新闻一：中国的“双十一”节刚刚过去，这也是一场一年一度的网上购物盛会。这一天，单身人群（还有已脱单人士）开始了在阿里巴巴等网购平台的24小时扫货狂欢。盛会零点开始，仅一个半小时，交易额就达到50亿美元。预计最终总交易额将比美国“黑色星期五”和“网购周一”创造的总和还多。尽管经济增长放缓，中国的消费社会却正在兴起，欣欣向荣。

新闻二：中国空气污染创下纪录最高值。东北工业城市沈阳PM 2.5一度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WHO）准则值的50倍。最近中国政府采取了强硬措施治理污染，然而尽管北京等城市的情况有所改善，大多数城市空气污染仍处在危及健康的水平。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环境规划院都有研究表示，空气污染每年导致35-50万人过早死亡；而另一项研究表明，仅2010年一年，由PM 2.5造成的中国过早死亡人数就达120万人。

这不由得让人思索： 当今以年轻人激增的网上消费为代表的生活水平提高越来越明显。 然而在得益于富裕繁荣的同时，城市有没有可能依然宜居？人们是否仍然可以享有清新的空气、清水绿地、还有畅通的出行？

我此次北京之行是为了参加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国合会）的2015年年会。年会由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和环保部部长陈吉宁主持，汇聚了来自中国和国际的顾问专家。我作为国合会委员，有幸在为期三天的年会中与中国高层领导一道，有针对性地探讨上面提出的问题，与大家分享经验，评议调研报告并互相学习。

金融支点？

我在本次年会上的工作之一，是介绍由我担任联席主席的绿色金融工作组过去一年来的研究成果，就金融行业如何帮助解决上述问题提出建议。工作组的另一位联席主席是上月刚卸职的中国人民大学前校长、现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先生。在一批优秀的国内外工作组成员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探讨了引导资金向可持续投资项目流动、支持经济发展的政策与手段。

相比大多数国家，中国的想法已经较为先进。作为起点，已认识到 “绿色金融”不仅仅是创造和引导资金用于控制污染和发展可再生能源，因为这些资金不能满足转变发展方式所要求的投资量。金融市场（以及所有相关的银行、债券和股票市场、保险和养老基金等资本）的变革需要从根本上得到更深入的审视，才能推进能源、城市设计、交通系统、工业工程和农村发展等领域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转变。

可持续金融面对的问题来自供求双方（这种问题并非中国特有，而是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首先，在需求方面，尽管绿色投资需求巨大，但这部分需求并没有很好地转化为经过充分开发的、有投资价值的融资项目。有效需求只能依靠环境政策的落实、监管制度的建立和财政手段创造出来。

供给方面存在两个问题。首先，金融市场并不了解环境问题，在资产配置决策中也没有考虑环境风险。对此，中国正在酝酿行动，准备效仿其它国家，强制金融系统中占主导地位的银行业披露环境风险信息，同时还考虑实行针对潜在环境危害的责任险。上述两项举措都将推动银行能力建设，鼓励银行像对待金融风险一样对待环境风险。

第二，金融市场，尤其是银行，在贷款上通常极度保守，更倾向于向那些已经熟悉的项目和技术提供资金。可是现在融资需求大的是那些创新性的、非常规的项目。建立银行家向新绿色技术投资的信心需要时间。通过设定绿色投资强制性指标或设计如央行差异化贴现率的补贴政策，也可以加速这种信心的建立。关于这一点，我们的工作组建议由中国人民银行领导建立一个国家级绿色发展基金。在变革国内监管和税收制度的形势下，该基金通过提供风险管理工具（如担保）和新融资工具（如绿色债券）等办法，将对利用新的资金来源做出贡献。

中国领跑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近期的可持续金融体系设计项目提出了金融市场 “平静革命” （Quiet Revolution）的概念：监管机构越来越认识到环境问题在金融稳定中的重要性。当前中国在引导投资从污染产业向良性活动转移上做出了不少努力，制定了一系列措施，正成为这场革命的领导者。中国最近宣布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超过30亿美元的资金，以支持应对气候变化。这就是中国引领革命的很好证明。

中国即将成为二十国集团（G20）轮值主席国，也计划将“绿色金融”议题纳入明年的峰会议程。同时由中国人民银行和英国央行共同领导的绿色金融研究小组已经成立，小组将起草一系列政策建议。环境信息披露的国际准则、绿色债券通用标准、环境风险（包括搁浅资产）压力测试等议题都将使2016年成为二十国集团历史上最绿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