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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新基”线上研讨会精华回顾 | 城市新基建将成为绿色复苏的引擎

今年以来,新型冠状病毒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挑战。国际货币组织预计2020 年全球经济将急剧收缩3%,形势比2008-2009 年金融危机更加严峻。面对这场前所未见的全球挑战,各国政府均果断采取了可观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通过救助企业、刺激消费、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等措施,对冲新冠病毒造成的大规模负面经济影响。对于相对较早走出疫情封锁期的中国来说,其经济复苏计划对全球来说都具有指导意义。目前中国的经济复苏计划不仅包括短期“被动应对型”措施,诸如各类补贴、减免、发放消费券等,还包括“新基建”这种“主动投资型”举措。新基建计划希望借助了基础设施投资和科技创新引领这两项重要抓手,更全面地带动经济和产业的更快复兴与升级。在中国已宣布2020年重点建设投资计划的25个省市中,未来几年的基础设施工程建设总额共计约49.6万亿人民币;其中,数据中心、5G网络、城际轨道为代表的新基建投资额已经占到总投资额的10%左右,并且这一比例预计将不断上升。但是过往的国内外经验都表明,如果经济复苏计划处理不当,极有可能会与“绿色、公平、韧性”的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背道而驰。因此,我们需要探索一条如何既能确保经济快速复苏,也能实现绿色、健康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城市是这次疫情中的重灾区,很多城市都经历了封城之痛。因此,毋容置疑,城市在疫后经济复苏中也会扮演最为重要的角色之一。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全国GDP排名前30的城市,其GDP总量就占到中国经济总量的43%。只有城市经济得到有效复苏,才有望带动中国经济重回正轨。因此以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和大数据等技术为代表的新基建时代,以城市为视角,为了探讨疫情后的经济复苏为绿色发展带来了哪些机遇和挑战,世界资源研究所于2020年5月15日晚举办了线上研讨会《城市新基建驱动疫后经济的绿色复苏》。研讨会邀请国内和国际知名专家,共同探讨新基建对城市经济复苏、低碳转型的影响。

 

“疫情后经济复苏只有坚持低碳和生态保护原则,才能避免将社会从一场公共卫生灾难带到另一场生态环境灾难。中国的新基建将对中国国家治理法制化、市场化和低碳化都带来创新机遇。”——方莉

 

世界资源研究所(美国)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方莉博士在致辞中提到,在应对新冠病毒挑灾难时,人类还即将面临另一个重要的威胁—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带来的灾难。对比新冠疫情的影响,后者一旦发生,其影响与破坏力将更加巨大而长远。根据《IPCC全球变暖1.5度特别报告》,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持续上升,将触发一系列负反馈,对气候及环境造成极大永久性损害。各国新冠疫情防控情形,让人们感知到如果在危机来袭前,城市政府、国家政府、企业和民众能够提早采取积极行动,能有效抑制危机的产生与后果。

 

要避免气候危机,将全球温升控制在1.5度以内,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必须在2020-2030年每年下降7.6%(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2019)。然而,新冠疫情对全球城市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努力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第一,近期的油价暴跌,在短期内对能源转型产生负面影响,石油公司可能倾向天然气转型,影响对太阳能和风能的投资规模。第二,受社交距离影响,公共交通出行吸引力下降,私家车需求量和使用强度将有所攀升,与此同时,出于疫情后汽车行业复苏需要,个别城市放宽汽车限购相关要求;第三,社交距离也会带来个人住房面积的增加,加速郊区化的趋势,带来更多排放。

中国新基建既包含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建设,又有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建设,新技术的应用,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使原来的不可能成为可能,将对中国国家治理法制化、市场化和低碳化都带来创新机遇。

  

“欧洲的疫后经济复苏的绿色新政,得到93%的支持,旨在让欧洲借此机遇成为世界上第一座实现碳中和的大陆”—— Linda

 

除救助计划,各国提出的长期投资计划将能够有效推动经济转型,促成化石能源的淘汰与低碳发展。欧洲气候基金会 (ECF)欧盟机构关系主任Linda Kalcher指出,欧盟在2020年1月初疫情爆发前夕,提出了前所未有的“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为欧盟各国践行绿色转型提供了借鉴、目标。欧盟绿色新政,旨在让欧洲成为世界上“第一座实现碳中和的大陆”,并承诺到2030年,欧盟将排放相对于1990年水平,从现在承诺的降低40%,提升到“降低50%”。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欧盟计划在2021到2027年撬动一千亿欧元的公共和私营投资,大规模投入到清洁能源、建筑能效(绿色建筑)改善、车辆电动化(含充电桩)等领域。除实现碳中和目标外,欧盟的绿色新政也计划达成其他协同目标,例如实现循环经济及保护本地生物多样性等。该项雄心勃勃的新战略获得了超过93%的欧盟居民的大力支持。随着近期欧洲疫情逐渐得到控制,欧盟绿色新政不仅不会被削弱,而且将会以其核心打造欧洲疫后复苏的整体计划,并据此继续支持欧盟与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合作。

 

与会嘉宾认为,中国新基建也有潜力发挥与欧盟“绿色新政”投资类似的作用。在我国国内刺激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低靡的消费需时日恢复,对外贸易受冲击仍较大,而基础设施投资--特别是新基建--将有望成为近期拉动经济的重要动力。考虑到基础设施长生命周期的特点,城市政府对新基建的投资需谨慎选择投资方向,不仅要兼顾短期的经济复苏,更要兼顾长远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其中,与会嘉宾建议了城市新基建的四个潜力领域以及中欧城市合作的广阔前景:

 

“疫情之后的新基建计划,如果应用于打造低碳、韧性的旧城改造,将能带来每年万亿以上的规模投资,并大幅减少城市的碳排放 。”—— 仇保兴

  

国务院参事、住建部原副部长、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仇保兴指出,中国目前待改造建筑接近100亿平方米,城市旧城改造规模范围和投资数量规模大--如果每年改造10亿平方米,也相当于每年1万亿投资。建筑排放占城市碳排放总量的1/3,如果在旧城改造中融入低碳技术与韧性改造,有望实现更为清洁、低碳的城市。

 

根据2020年4月国务院政策理性吹风会发布的内容,今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将重点围绕改造2000年年底前建成的住宅区,改造内容包括“完善小区配套和市政基础设施、环境,提升社区养老、托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

 

随着改造规模的扩大,将绿色、韧性改造作为老旧小区改造的必选项,可以避免未来的重复改造、提供节能、减少用电成本等经济优势。旧城改造需以人为本,以满足市民需求为基本导向,由居民决定改不改、改什么、如何改。因而,老旧小区改造措施需提供选择的灵活度,包括必备的改造与自选的改造,充分调动市民的积极性与自主性。而旧城改造的必备项目除加装电梯的适老改造外,也可以结合本地气候适应性,因地制宜地考虑可再生能源与建筑一体化改造、管网改造以及雨水收集、供热计量改造、垃圾分类和厨余垃圾处理等,将旧城改造提升一个层次。此外,通过实现可计量、可监督的改造措施,对老旧小区进行事前和事后碳评价,限制高碳项目;撬动气候融资和私人资本,共同推进绿色建筑与绿色社区建设。

 

“雄安在新基建计划中,将优先发展绿色出行基础设施,并承诺未来全方式出行中绿色出行占比90%、机动化出行方式中公共交通出行占比80%。”—— 赵鹏林

  

城市道路占一个城市,改善城市街道基础设施将能够带来整个城市面貌的变化。疫情的发生为重新审视城市基础设施提供了一个机遇。一些欧洲城市以疫情为契机,对街道基础设施进行大幅改造、优先绿色出行。例如,为鼓励绿色出行并践行社交距离,米兰提出Strade Aperte项目,对35公里的城市中心道路进行改造,大幅压缩的机动车道、控制车速在30公里/小时,优先自行车与步行出行。

  

雄安的经验也为中国城市疫后基建探索了可行的路径。根据深圳市人民政府原副秘书长、雄安新区管委会主任特别顾问赵鹏林的介绍,雄安新区制定全国城市中最高的绿色出行目标,即全方式出行中绿色出行的比例是90%、机动化出行方式中公共交通占比80%--根据城市公共交通“十三五”发展纲要,城市交通绿色出行占比也仅要求在75%以上。为达到这一目标,雄安新区以系统的措施如公共交通系统、交通需求管理政策、街道改造、工程设计到执法等入手,而这些创新的探索也为其他中国城市提供借鉴:

  • 打造服务各个收入群体、多元、一体化服务的公共交通系统。以乘客导向,打破不同交通方式、不同运营主体之间的壁垒,建立市场化、一体的新型公共交通系统。通过信息化平台与智慧城市配合,实现各种交通模式的运力组织协同和无缝换乘。
  • 提高慢行的可达性和全天候性,出台覆盖车辆购置、使用、停车等全过程的需求管理政策体系,研究拥堵收费政策,鼓励共享新出行、一体化的充电服务平台等新业态。
  • 除了规划,基础设施项目实施与后期运营同样重要:工程设计院需要拥抱新的街道设计范式,交通法规与执法也应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这些措施共同作用,才能为市民提供一个“有尊严”的骑行与步行环境。

 

2025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将上升至25%,增长主要依靠中小型城市以及更便利的充电基础设施来支撑。而2025年,中国还将实现L4级自动驾驶在特定环境下的市场化应用。这些都将会在新基建计划中扮演重要角色。”—— 刘小诗

  

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副秘书长刘小诗认为,为支撑未来电动汽车的稳定发展,充电桩的建设需求仍将持续提升。根据《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征求意见稿)设定的目标,中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比,将从2019年的4.7%上升至2025年的25%左右。为支持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充电桩的缺口仍较大。而发展充电桩的短板主要是社区的私人充电桩,特别是老旧小区的私人充电桩,其在政策与市场领域仍存在较大发力的空间。其次,充电桩市场也需要考虑不同车型需求,特别营运车辆如出租车的换电需求。第三,大力推广中小城市的充电网络,虽然新能源汽车推广仍以限购的大城市为主,但未来新能源汽车数量的增长仍依靠众多中小城市,而这些城市的新能源推广也需要便利的充电网络支撑。

  

此外,5G、人工智能与大数据也同时推动了交通领域无人驾驶的前景。2020年2月11部委联合印发《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将发展智能汽车上升为国家战略,明确到2025年实现L4级自动驾驶在特定环境下市场化应用。自动驾驶仍然是新生事物,仍面临众多法律制度的壁垒,包括目前法律不允许L3级车辆上路,而为迎接自动驾驶城市道路基础设施需要增加感知设备与通讯设备,自动驾驶的商业模式与应用场景也有待探索。

 

“打开一个城市政府网站首页,就知道这个城市的政府是否是在为民众服务。Sidewalk 在多伦多的智慧城市项目,失败的症结在于本地市民不满意。智慧城市应坚持以人为本,以城市的数字化转型为核心。”—— 韦青

 

疫情是一个试金石。韦青,微软(中国) 首席技术官认为,过去十年,中国城市在智慧城市花了很多钱,建立硬件控制中心,但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城市为谁而建。无论城市,还是智慧城市,归根结底是为市民而建设的。谷歌在多伦多的智慧城市Sidewalk探索失败的症结就是本地市民不满意。中国的智慧城市还处于政府自上而下推动阶段;此前城市大量投入的大数据中心与智慧城市,在疫情面前没有发挥显著效果。而全球过去2个月在数字化转型不断加速,其进步速度超过过去两年的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城市的数字转型是一个长期过程,在升级“硬件”的同时,也要强化制度、管理、人才等“软件”基础,更重要的是,让数字智慧城市能为市民所用。

 

数字智慧城市是一个系统工程,打通各个独立的简单系统,形成有机、生长型的智慧城市系统是必然发展方向。姚乃胜,京东数科副总裁认为,智慧城市需要打通数据、功能间的壁垒,实现系统与系统间复杂的交互。

 

“数字智慧城市需要界定和区分公共属性和私营属性,以确定政府和市场所扮演的不同角色。”—— 仇保兴

 

最后,国务院参事、住建部原副部长、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仇保兴认为,数字智慧城市需要区分哪些部分具有公共属性—由政府负责投入,哪些部分具有私营属性—由企业承担。这种公共与私营的划分能够更好的调动市场的积极性,而地方政府应在跨部门统筹、数据共享等领域发挥建树,提供智慧城市必要的制度保障。

 

“中欧城市在疫情后的经济复苏中,关注点类似,挑战类似,欧洲城市可以借鉴中国城市在新基建计划的数字转型经验,中国城市也可以从欧洲城市学习到绿色复苏的重要性。中欧城市需要更密切的加强疫情复苏阶段的合作。”—— Linda

 

欧洲气候基金会 (ECF)欧盟机构关系主任Linda Kalcher指出,中欧城市间有必要更为紧密的加强合作。中国城市与欧洲城市之间关注点类似、挑战也类似。欧洲赞赏中国的步伐,欧洲城市可以从中国的数字转型中借鉴经验,而中国也能从欧盟的绿色可持续措施获得启发。随着今年多场中欧间领导峰会将拉开大幕,期待中欧之间能够进入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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