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气候事件频发，城市如何应对挑战？

近年来，极端高温、暴雨、内涝频繁上演，中国多地正进入气候“非常态化”模式。气象异常不再只是“气象新闻”的范畴，而是与城市基础设施、能源体系、市民福祉紧密相连的结构性挑战。城市既是“气候影响的前线”，也是“气候应对的主战场”。

近日，世界资源研究所（WRI）北京代表处可持续城市项目主任温华和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生态城市研究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李芬，接受了彭博绿金《ESG前线》栏目专访，深入剖析了当前城市应对气候风险的机遇以及挑战。

本文首发于彭博绿金《ESG前线》，作者鲍勇剑、唐素君。

城市是推动气候行动的重要抓手

1.当前中国城市发展进入了怎样的新阶段？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城市承担着怎样的角色？

温华：目前中国已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口居住在城市[1]，城市贡献了全国93%的GDP，提供了约76%的就业岗位[2]。但与此同时，城市也是碳排放的主要源头。国际上城市碳排放占比约为70%[3]，而在中国，这个比例甚至会达到80%[4]。

也就是说，城市一方面是气候变化的核心成因之一，另一方面又是气候风险最直接的承载地。城市居民首当其冲地感受到极端天气带来的挑战，比如洪涝、热浪和电力供应紧张等。

中国城市发展进入城市更新重要时期，我们强调城市更新与气候政策的联动，将城市作为核心抓手来推动气候行动，不仅是系统性的策略选择，也是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基础路径。

2.WRI建立了覆盖996个城市的气候风险数据集，综合展示了大城市在1.5℃、2℃和3℃温升情景下相关气候风险指标的变化情况。能否介绍一下这些指标以及他们在城市决策中的应用？

温华：这个气候风险数据集是WRI总部团队开发的。共有14个指标，大致分为三类：与公众健康相关的指标；与城市基础设施相关的指标；还有与城市经济活力密切相关的指标。具体包括气温、降水、湿度、热浪持续时间等。

以“热浪持续时间”这个指标为例，这在中国非常具有代表性。分析显示，在3°C情景下，像呼和浩特、银川这些传统意义上的“避暑城市”，热浪持续时间也可能翻倍，出现持续时间超过17天的热浪。换句话说，过去这些地区几乎不需要安装空调，但未来可能要考虑全面更新建筑能效和城市能源基础设施。

还有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案例是巴西里约热内卢。登革热原本多发于热带雨林地区，但随着气温升高和湿度增加，这种虫媒病也开始在城市快速传播。我们的模型显示，在3°C情景下，里约热内卢等拉丁美洲城市适合虫媒病毒传播的天数将比1.5°C情景增加13天，巴西政府根据建议调整了公共健康预算、优化了疫苗接种服务，并加强了蚊虫滋生地的治理。

我们认为，这套工具可以帮助城市管理者、研究人员乃至政策制定者更科学地识别自身最突出的气候风险，并据此制定优先行动计划。

3.现阶段全球城市整体面临的最突出气候风险是哪几种？是否存在中国城市独特的气候风险表现？

温华：一方面，极端天气对城市基础设施的冲击非常大。很多中国城市在强降雨期间会出现严重的城市内涝问题，在极端高温天气下，一些本应稳定的道路或其他基础设施也会因为材料老化、高温膨胀等问题受到损害，产生经济损失。最大的风险还是在于城市居民，人在气候灾害面前是非常脆弱的。

气候变化对中国城市有一些共性的影响。首先是升温趋势明显。以中国城市的高温日数（即最高气温超过35°C的日数）为例，我们的模型结果显示，在3°C升温情景下，高温日数较1.5°C升温情景将增加约70%。这意味着我们的夏季将更长、更热。其次是湿热的双重风险并存。不仅高温频发，而且极端降水等集中型水灾的风险也同步上升。这种双重压力在我们分析的158个中国城市中表现尤为突出。

事实上，中国生态环境部作为气候变化的主管部门，已在去年启动了一项新的政策——推进全国范围的“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此外，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这几年也在大力推广“城市更新”，提高城市的安全韧性。如果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推动的“城市更新”能与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行动结合起来，是能够形成合力，提升城市减排潜力和抵御气候灾害风险能力的。

城市更新需要政策和技术的双重支持

1.城市更新面临哪些方面的挑战？以及有哪些实践方式？

李芬：“城市更新”的要点在于先识别城市不同片区的不同功能，然后再匹配相应的指标体系进行改造和提升。

去年6月，我们与WRI合作，聚焦老旧社区，开展了“城市更新中的低碳策略”研究，试图将“城市更新”与“低碳转型”两个议题结合。

我们选取了城市更新总面积占全国总量的20%以上的四个城市——北京、上海、深圳和成都为试点，调研了20多个老旧社区，识别出35项低碳技术，发现这些技术的平均减排效果约在20%至30%之间。但是减排效应的提升也可能会引起经济投入的增加，难以同步实现两个目标达到最优值，因此当前城市更新的实际操作层面仍以结构安全和功能适用性为优先，低碳原则往往处于次要位置。

温华：城市更新确实存在不少挑战，其中资金问题尤为突出。我们也在思考如何利用财政资金，去撬动一些社会资本，但其中最大的问题包括：投资回报率不确定且回款周期长，老旧小区改造的减排量确定困难。

这个问题其实也与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密切相关。在目前的机制下，我们很难在建筑节能改造前，尤其是在申请贷款之前就精确评估未来的减排成效。

当前的绿色城市更新还处于试点阶段。我们希望在正式构建指标体系时，能够将更多“减缓”和“适应”层面的气候指标纳入其中。我认为相关指标的设定不能太复杂，也不能脱离实际。最好是利用已有的数据或现有的指标体系。例如用电量就可以成为一个可行的衡量指标。

2.从建筑全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看，当前中国在低碳城市更新方面面临的最紧迫技术难题和需要攻克的关键技术点是什么？是否有相关的研究或解决方案？

温华：在谈论技术挑战之前，我想先聊聊减排的潜力空间。根据建筑节能协会的最新数据，建筑及其建造相关的碳排放，已经占到了全国能源相关碳排放的约48%。其中一半的排放来自于建材，另一半来自于建筑运行本身[5]。

城市更新的意义在于这两个环节都能产生减排效果：一方面，通过尽量不新建而改造旧有建筑，减少钢材和建材的使用，从而降低前端排放；另一方面，通过将节能改造措施纳入城市更新过程，也能有效减少运行阶段的碳排放。

挑战当然不少。一方面是协调难度高。比如中国的城市居民楼往往是“一栋楼几十户”，协商难度大。另一方面是政策机制不足。既有建筑的节能改造缺乏统一的标准和技术指南。另外，还有个现实难题是融资瓶颈——银行无法清晰衡量建筑更新后的碳减排效益。

我认为目前机制的缺失比技术本身更具挑战性。如果能建立一套标准化、可执行、成本清晰的改造体系，很多问题是有望逐步突破的。

李芬：当前的关键技术难题不是单点技术缺乏，而是在于如何系统性地推进既有建筑节能改造。

根据《中国能源转型报告》的数据，截至2023年底，全国累计建筑节能面积已达3206.8亿平方米[6]。2024年我国发布的建筑领域节能降碳工作方案也明确提出，要在2023年的基础上新增2亿平方米的建筑节能改造面积[7]。如此大的体量，意味着我们必须从单点技术走向系统性策略的集成应用。

3.WRI未来在中国的优先行动方向是什么？

温华：WRI 致力于增进人类福祉，守护自然环境，应对气候变化。在城市领域，我们以城市更新为切入点，重点推动建筑节能改造、城市社区的气候适应措施等工作。我们希望结合中国多样的气候带特征，开展区域化的技术推荐和成本效益分析研究。除此之外，我们还将继续推进零碳交通、共享出行的相关研究。在城市层面的气候行动方面，我们也将持续关注国家推动的“达峰试点城市”、“近零碳社区”以及“零碳园区”等工作，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低碳发展经验，推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城市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在发展中解决气候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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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https://data.stats.gov.cn/files/html/vchart/vchart_001/vchart_001.html

[2]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4）》计算

[3]https://www.iea.org/reports/empowering-cities-for-a-net-zero-future

[4]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1364032123003258

[5]https://cn.chinadaily.com.cn/a/202501/20/WS678e178ba310be53ce3f2940.html

[6]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8/content_6971115.htm

[7]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403/content_693960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