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公共健康造成了巨大挑战,同时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影响和经济冲击。经初步核算,今年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206504亿元,同比下降6.8%。作为经济风向标的电力行业,一季度的发电量与GDP几乎同比率下降。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国内已基本得到控制,但由于国际贸易的停滞,包括国际订单的下降及海外原材料供应的中断,中国短期内很难扭转外贸主导型产业的下滑态势。伴随着复工复产,以及提振经济计划的实施,电力需求将回升,发电基础设施投资将增加。如何保障清洁能源装机的增大并尽可能发电,仍然是整个电力行业向低碳化目标迈进的关键。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出台提振经济措施,各省密集推出投资计划,特别是2018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的“新基建”,因其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六稳”的综合效益显著,多次被提及。“新基建”在疫后重建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深刻影响着后疫情时代的中国电力低碳化发展格局。

“新基建”下煤电项目“开闸”与可再生能源项目“窘境”

火电放松管控并不是疫情爆发以来才有的势头。拉闸限电在中国早已成为历史,2016年以来的基调主要是防止煤电产能过剩,因此彼时过低的火电小时数已经使得大批机组列进缓建、停建名单。但2018年《关于煤电应急调峰储备电源管理的指导意见》下发之后,2019年有一批煤电项目被列为应急调峰储备电源并被移出2017年停建、缓建项目名单。据《全球能源监测》报道,从2018年1月到2019年6月,中国煤电在10亿千瓦的基础上新增加了4300万千瓦装机,而此期间全球其余国家则共计减少了800万千瓦的煤电产能。在全球大规模减少煤电产能的大趋势下,中国煤电的“逆行”扩张备受关注,并引来国内外许多智库及专家学者纷纷发声。其中世界资源研究所全球能源项目主任Jennifer Layke发表题为《中国需防范四大风险,遏制煤电产能继续扩张》的博客,对煤电扩张带来的财务和经济、健康和空气污染、长远发展与市场、以及气候变化风险进行了分析和警示。但就算煤电的未来盈利前景普遍不被看好,1GW机组的40亿投资对短期GDP的拉动还是非常吸引地方政府的关注。而疫情后提振经济的“GDP驱动”又给了此风继续吹起的理由。

特高压及相应的电力基础设施投资属于新基建的投资“重头戏”。 国家电网已明确表示在特高压方面,全年建设项目投资规模将达1811亿元,可带动社会投资3600亿元。随着特高压工程的重点推进,势必带来特高压基地电源侧的投资。电源既包括火电也有大量光伏和风电,但通常火电承担基础负荷和调节的工作而占更大的比例。这就为大型煤电存量项目抓紧落地、新煤电项目的建设进一步释放了市场空间。

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各省也非常鼓励可再生能源的项目投资,但是由于可再生能源的特性,消纳及相应的储能要求、以及非技术成本上升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两大关键瓶颈。

最近,多省出台新增风电、太阳能项目的预警,主要的原因就是消纳问题。2020年,所有参加竞价的可再生能源项目都需要有电网的消纳意见,否则就无法参与竞价。平价项目可以享受优先安排消纳空间,但是也不是想建多少就建多少。部分省份的电网企业甚至要求分布式光伏到达100%自发自用才能批准并网。为解决可再生能源的消纳问题,湖南等六省发布关于风光储能相结合的行动方案,如果按照200万元/MWh单位投资配备储能,无疑又为可再生能源项目增添了不应承受、也无法承受之重。

同时,与可再生能源技术成本下降相反的是,可再生能源其他的成本却在上升,包括土地成本、税费成本等。相较于几年前,新的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土地成本越来越高,另外部分地方政府新增的一些类似资源费的地方型收费大幅拉高了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投资成本,也拖慢了去补贴的节奏。

无法回避的煤电投资之痛

回顾四十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我国已经从过去的单纯追求经济快速增长、个人收入增加,转变为更加注重生态相关的环境和健康美好生活的发展模式。而传统的化石能源无论从经济、环境、减排效益上看,都无法再满足这一新的需求。后疫情时代,如何在提振经济的同时不忘初心、坚持绿色发展道路,是我们面临的新课题。

以电力行业为例,传统的基础建设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不再显著。自2007年以来,中国的资本产出增长率(ICOR)增加了两倍,这表明整体的传统基础设施投资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回报较少。煤电对环境及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已成共识,从图一2018年中国电力大气污染物和二氧化碳排放系数对比情况,不难看出煤电对环境和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中国西部是此次“新基建”下新煤电项目高企地区。而西部也正是重要的商品粮基地,肩负着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之重任。而该地区聚集了全国近三分二的煤炭基地,以及重多的煤电和煤化工项目,能源及化石项目对水资源提出更高的需求。而西部本身也是中国水压力最高的地区之一,农业和能源行业的用水竞争将加剧水压力,对水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面临更大的挑战;同时,化石能源开发利用是主要温室气体排放源,煤电的生命周期决定了其对气候变化长期的负面影响,也违背中国政府郑重承诺的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国家自主贡献目标(NDC)的实现;不断引起热议的煤电小时数走低趋势,以及快速启停、深度调峰等本来就有悖于煤电常规操作,而新建煤电可能依然要作为应急调峰机组的预期,使得这些项目亏损的可能性极大。煤电项目不再是投资者追逐的好项目,其经济性早从2016年煤电产能过剩开始就大大折扣。

中国正在减少依赖传统基础设施来推动经济增长,而煤电项目无论从对环境和气候变化负面影响,还是其自身的差强人意的经济性,都预示着其难再辉煌的大势,日前全球200多家金融机构承诺不再投资煤电,也是最好的印证;因此去煤是电力结构绿色化低碳化的最直接有效的措施。

Amount of Air Pollution & GHG Emission (g/kWh) / Power and Coal Power
图一:2018年中国电力大气污染物和二氧化碳排放系数对比(来源:《2019能源数据》)

可再生能源发展不懈的努力

经过二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可再生能源,特别是风能和太阳能,无论从制造到应用,都已多年连续名列全球第一。即使由于疫情后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以及国内提振经济的“新基建”计划出台背景下,可再生能源发展会面临对外投资和组件出口的新挑战,对内受制于煤电“开闸”带来的可再生能源消纳的老问题,但可再生能源在中国能源转型和电力行业低碳化过程中的作用不可小觑,举足轻重。

近期能源各级主管部门更是从继续推动利好可再生能源应用的政策出台、发布规划及实施的具体措施,以及制定市场交易示范详细方案等,都无不显示了中国政府的能源转型的坚定决心和实际行动。特别是被称为能源革命试金石的隔墙售电,从2017年能源局开始布局至今,整体进展缓慢。此次江苏试点,分布式接入与并网能否顺利、接入电网的成本(过网费)能否破局,仍是关注重点。根据WRI与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共同开展的《长三角地区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发展潜力和路线图研究》预测,该地区江浙沪分布式太阳能及分散式风电潜力达200GW以上,如果隔墙售电能有突破,那么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将在中国负荷集中地区有非常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与此同时,从光伏龙头企业加入国际RE100倡议、中外企业合作共同投入进行研发、开发可再生能源市场,以及关注分布式提供解决方案,到国内煤企及发电集团,纷纷加入可再生能源产业及发电项目投资及开发。不难看出,中国的企业也在积极探索并践行低碳能源转型的行动。

近期,政府再次启动就《能源法》的修订征求意见。此次《能源法》征求意见稿较2007年征求意见稿的版本除了对能源安全重要性、继续推动市场化改革、减排等有了明显的关注,对新能源发展的定位有三大变化,如原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李俊峰所总结的,包括承认能源的商品属性;明确清洁化、低碳化、数字化的潮流;强调能源的普遍服务。其中,“政府制定可再生能源比例目标的要求”、 “电网企业应当扩大可再生能源配置范围”等议题的提出成为关注的焦点。

2018年,全国弃水、弃风、弃光电量达 1023亿 kWh,其中弃风弃光电量占到48%。弃掉的可再生能源电量相当于北京全年用电量。经济损失达 420亿元,浪费投资 482亿元。我们认为,希望通过能源法,用法律的形式把符合新时代要求的能源基本政策、理念、方针、制度固定下来。要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持续发展,随后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和制度安排尤为重要。必须突破可再生能源的消纳瓶颈:

第一,必须明确可再生能源消纳指标的法律地位,确保今年年底开始正式考核的可再生能源消纳指标有法可依,通过这样的制度设计和建设让市场发挥作用。第二,明确电网企业每年新增的可再生能源并网量最低下限和发电优先上网的次序,落实可再生能源弃风、弃光的经济补偿,为可再生能源发电构建友好的市场空间。第三,建立专门的绿色电力采购渠道,打造绿色电力消费市场,允许用户选择电力品种,鼓励更多的用电户使用绿色电力。

电力低碳化发展的大势所趋

与化石能源相比,可再生能源发电全生命周期环境及减排影响效益显著。仅就光伏发电而言,其碳足迹为15.4-50gCO2e/kWh,随着技术进步还有下降的空间。而即使是采用了碳捕获与封存(CCS)技术的煤电,全生命周期的碳足迹仍高达180-220gCO2e/kWh。而且除去发电过程的排放之后,煤炭在开采过程中对环境和水资源的消耗极大,这些隐性成本实际由全社会分担而没有全部体现在煤价中。

更可以从长远拉动经济发展的是,可再生能源发电将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图二显示了能源低碳转型情景下,未来全球电力领域中可再生能源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传统的化石能源的就业。而随着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可再生能源领域已经为中国提供了几百万个就业岗位,且一直位居世界之首。

Jobs (million) per energy scenario

图二:能源低碳转型情景下未来全球电力行业中不同领域创造的就业岗位数量(来源:IRENA《全球可再生能源展望》)

 除了特高压,“新基建”的其他重点领域,包括 5G基站、工业物联网(IOL)、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电动汽车充电站等,也为中国能源低碳化关键路径之一的提高电气化提供了新的业务领域,而与信息化、智能化有着更好融合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及应用有着更为广泛的发展空间和创新的商业及投资机会。

最新IRENA《全球可再生能源展望》指出,能源系统的低碳化可对短期经济复苏提供支持,同时创造具有韧性和包容性的经济和社会。后疫情时代,随着经济复苏计划陆续出台、新能源法的不断完善,电力低碳化发展既面临新的挑战,同时也拥有广阔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