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新冠疫情影响,推迟一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COP26)日前已在英国格拉斯哥开幕。各国代表将就减排目标、气候融资、碳市场建设、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等重大议题进行协商,以控制全球进一步升温。2021年,中国也已在多个重要场合公开承诺了关于支持绿色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和行动,中国在本次气候大会的表态也会备受关注

回顾过去,中国已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加强国际合作、引领全球可再生能源发展等发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并不断鼓励社会各界加入绿色低碳发展的行动中。自2013年中国政府发起“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企业积极参与“走出去”进程,不断探索并实践“一带一路”的绿色发展。在此背景下,世界资源研究所联合新能源海外发展联盟(以下简称“联盟”)共同开展了关于促进中国企业可再生能源海外投资的相关研究,通过梳理中国企业以光伏和风电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海外投资的现状和问题,旨在为政策制定者出台相关政策和工作指引提供有效建议,以助力中国企业在海外开展绿色、低碳、环境友好型的项目投资,进一步推动中国企业在实现碳中和、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发挥引领示范作用。本文从投资主体、投资方式等方面着手,分析了目前中国企业可再生能源海外投资的特点及最新情况。

投资主体

近年来,中国企业参与可再生能源海外投资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特别是以光伏和风电为主的海外项目开发与投资已初具规模,遍布南亚和东南亚、欧洲、大洋洲及拉丁美洲等重点区域。中国企业以股权投资形式参与的光伏和风电海外投资可控装机容量均已分别超过9GW。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参与可再生能源海外投资的中国企业已有数十家,主要涉及以下七类投资主体:①国有电力投资企业;②国际工程承包商;③产品及设备供应商;④能源电力设计企业;⑤金融机构;⑥其他(核电、油气、矿业企业等)。

投资主体类型 描述 代表企业
国有电力投资企业 采取海外可再生能源 “投资+运营”的经营模式,获得相应的投资收益和运营收益 国家电投、三峡集团、国电龙源、华润电力
国际工程承包商 从传统的EPC向“EPC+投建营一体化”转型,以投资带动EPC等综合能源业务发展 中国电建、中国能建、CMEC
产品及设备制造商 通过海外投资,带动光伏、风电及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产品和设备的海外销售 上海电气、晶科、阿特斯、协鑫、正泰新能源、特变电工、东方日升、隆基、金风科技、远景能源
能源电力设计企业 以小比例参股方式参与海外可再生能源投资,带动设计、EPC等业务发展 中国能建及中国电建的下辖地区设计院
金融机构 作为财务投资人参与海外可再生能源投资 丝路基金
其他 传统核电、油气、矿业等企业发挥海外作业能力优势,参与海外可再生能源投资 中广核、联合能源

投资方式

中国企业参与全球可再生能源市场总体上经历了从设备供应到工程总承包(EPC)再到投资的演变。就投资来讲,光伏海外投资的第一阶段以制造工厂海外投资为主,第二阶段延伸到了电站投资、建设和运营的全产业链一体化;而风电海外投资则主要集中于风电场投资。

从2011年起,国电龙源加拿大德芙林风电项目拉开了中国海外可再生能源绿地投资的序幕。此后,中国企业在澳大利亚、南非、巴基斯坦先后落地了一系列风电绿地项目投资,积累了丰富的绿地投资经验。与此同时,三峡集团、中广核、国家电投等企业在德国、英国、澳大利亚、巴西、墨西哥等地拓展了光伏和风电的海外并购项目。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并开拓海外市场,逐步探索以绿地和并购方式开展光伏和风电项目投资。此外,中国的光伏制造企业,例如天合光能、晶科、隆基、晶澳等,在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土耳其、美国、巴西等国家都进行了产能投资。

通过调研参与可再生能源海外投资的中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本项研究收集整理了百余条项目信息,并形成中国企业可再生能源海外投资项目数据库(以下简称“项目库”)。相比于传统的电力基础设施投资,光伏和风电等可再生能源项目单体规模较小,为更好地体现海外可再生能源投资的发展历程,本文从装机容量和项目数量两个维度展现企业参与海外光伏和风电项目的历史投资情况。(注:以下内容若无特别标注,均来自于项目库收录的信息)

中国企业参与海外可再生能源投资现状分析

光伏篇

总体特点:中国企业光伏电站海外投资可控装机规模呈明显上升趋势,特别是从2018年开始持续发力,光伏技术的不断突破、成本下降和规模化发展、来自东道国更强烈的绿色发展意愿或是推动海外光伏投资的主要因素。

2012-2020年,中国企业光伏电站海外投资累计可控装机规模已超过9.4GW。尤其在2019和2020年,相继出现了一系列GW级投资项目,例如晶科中标阿联酋1177MW的Sweihan光伏项目、2100MW的Al Dhafra光伏项目,以及国家电投收购墨西哥818MW光伏项目资产、三峡集团收购西班牙572MW光伏项目资产。

图1 | 中国企业光伏电站海外投资历年装机容量和项目数量(2012-2020)

从投资主体来看,无论是装机规模还是项目数量,民营企业的占比都超过了50%,成为光伏电站海外投资的主力军。中国拥有全球约80%的光伏产能,而提供这些产能的主要为民营企业。以海外项目开发与投资的方式带动产品出口,是民营企业“走出去”的一大动力。

图2|中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参与光伏电站海外投资情况(2012-2020)

从投资方式来看,绿地投资最为普遍,无论是装机规模还是项目数量,占比都超过了80%;同时还有并购投资,以及“并购+绿地”的混合投资(先并购再继续开发项目)方式。

图3|中国企业光伏电站海外投资方式(2012-2020)

从投资重点区域和重点国家来看,主要集中在中东的阿联酋,拉丁美洲的巴西和墨西哥,以及大洋洲的澳大利亚等区域和国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企业在亚洲(除中国)和欧洲投资的光伏项目数量相对较多,但因其项目规模较小,使得光伏项目总装机容量低于上述其他区域。不过,在巴基斯坦,也出现了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大规模单体光伏项目,即中兴能源900MW光伏项目。目前,该项目中的300MW已并网运行。此外,近两年来,由大型国有企业主导的大规模光伏项目海外并购投资开始活跃起来,代表企业包括三峡集团、中广核和国家电投。

图4|中国企业光伏电站海外投资重点区域(2012-2020)

风电篇

总体特点:中国企业风电海外投资可控装机规模呈波浪式上升趋势,与光伏电站海外投资相比,总体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2011-2020年,中国企业风电项目海外投资累计可控装机规模已超过9.3GW。其中,2018年风电项目海外投资达到峰值,不仅项目数量增多,更出现了数个单体规模较大的项目,包括三峡集团收购英国950MW Moray海上风电项目10%股权、中广核收购瑞典650MW北极陆上风电项目75%股权、中广核收购巴西1037MW Atlantic风电项目资产。

图5|中国企业风电项目海外投资历年装机容量和项目数量(2011-2020) 

从投资主体来看,国有企业是绝对的主力军,无论是装机规模还是项目数量,占比均超过了88%。

图6|中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参与风电项目海外投资情况(2011-2020) 

从投资方式来看,约70%的项目装机量是通过并购完成的,但由于并购项目的单体规模较大,通过并购方式完成的风电项目投资数量仅占到总项目数量的50%。

图7|中国企业风电项目海外投资方式(2011-2020)

从投资重点区域和重点国家来看,主要集中在欧洲的英国、法国、德国、瑞典,拉丁美洲的巴西、智利和阿根廷,以及大洋洲的澳大利亚等区域和国家。特别是早期的项目主要在亚洲的巴基斯坦和大洋洲的澳大利亚,从2016年开始,中国企业风电项目海外投资在欧洲、拉丁美洲及亚洲的哈萨克斯坦等新兴市场国家爆发式增长。

图8|中国企业风电项目海外投资重点区域(2011-2020)

产能篇

中国企业不仅积极拓展电站海外投资,也在布局和开拓产能海外投资。特别是在光伏领域,一大批中国的光伏民营制造企业,包括隆基、协鑫、晶科、晶澳、天合光能、阿特斯、阳光电源等,在海外投资建设了硅片、电池、组件、逆变器、玻璃、支架等制造工厂。绝大多数光伏产能投资通过自建工厂完成,有一小部分则通过直接收购海外公司或海外工厂完成。在风电领域,虽然产能海外投资的体量和规模还无法和光伏相比,但是随着海外本地化政策的加紧和中国风电企业在海外项目的增多,中国风电整机企业及相关零部件企业在海外建厂或将成为风电海外布局的又一趋势。

图9|中国企业光伏产能海外投资概览 

海外可再生能源投资迎来震荡期

根据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发布的《2021上半年“一带一路”投资报告》[1],2021年上半年,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140个国家中,就能源领域,煤炭海外项目(包括煤电和煤矿)投资已降为零,但是更多投资并没有流向光伏、风电等非水可再生能源,而是流入了天然气、石油和水电。中国对 “一带一路”国家的光伏和风电投资同比下降了90%(2020年上半年投资额为20亿美元;2021年上半年投资额仅为1.9亿美元)。

这一现象或与2020年以来全球新冠疫情爆发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冲击有关,具体表现为:

  1. 受新冠疫情和贸易摩擦的影响,部分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因政治动荡、汇率波动等不稳定因素而致使海外投资受挫;
  2. 来自光伏产业链价格上涨和海运等压力,很多海外项目延期招标、延期开工;
  3. 中国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双碳”目标的提出,使国内可再生能源市场急速升温,尤其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很多企业选择进一步拓展国内市场,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海外投资的积极性;
  4.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及实现碳中和的决心加速推动传统能源转型,特别是国际油气、煤炭等传统能源行业巨头也开始积极参与可再生能源投资,中国企业海外可再生能源投资的竞争对手急剧增多且实力雄厚。

此外,除了近两年新冠疫情带来的新问题,企业普遍在政策、融资、环保、法律等方面面临诸多挑战,例如东道国政局动荡、政策不稳、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盛行、汇率波动、融资难融资贵、体制机制僵化等。近年来,部分国家出于对国家安全和能源安全等考虑,收紧针对特殊行业(包括能源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国有企业海外投资面临东道国更加严格的审查。一些区域或国家一直以来因为政策和市场与中国情况相比存在的差异性和特殊性,也使中国企业海外可再生能源投资在某些市场难以突破,比如:

  1. 东南亚国家是中国企业海外可再生能源投资的重要市场,但部分国家的可再生能源政策正处于变动期、电价补贴机制不完善,给项目投融资带来了很大不确定性。以越南为例,继太阳能上网电价(FiT)政策到期后,越南有意对光伏项目采取更具竞争性的招投标方式,在新的电价政策明朗之前,投资者将保持观望态度;
  2. 在中东和北非等国家,由于当地财团强大的资本介入,可以实现极低的可再生能源电价,中国企业在招投标的过程中不具备资金优势,中标概率小;
  3. 欧洲一些发达国家在经历了从补贴到市场化的转变后,开启了拍卖竞价的市场机制以取代之前的长期PPA协议。自由竞价机制无法确保项目期间的稳定收益,使得项目融资难度加大;
  4. 越来越多国家对外商直接投资提出日益严格的本地化要求,海外投资门槛被推高。

毫无疑问,可再生能源海外投资已成为中资国际工程投资商、承包商及设备制造商等相关方关注和布局的热点领域。我们认为,新冠疫情对中国企业可再生能源海外投资的负面影响是短期的,从中长期看,可再生能源投资是大势所趋,中国也仍将是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的主要贡献者。

2021年9月21日,中国在联合国一般性辩论大会上郑重承诺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结合近期中国政府发布的《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对外投资合作绿色发展工作指引》、以及《“一带一路”绿色能源合作青岛倡议》,进一步指明了推进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建设的重要方向。中国也将深度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加快“一带一路”在绿色能源、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合作,引领全球绿色复苏,并延续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的理念,努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https://greenfdc.org/china-belt-and-road-initiative-bri-investment-report-h1-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