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论坛2021年第五期学术会议 | 方莉：世界城市与建筑实现碳中和的途径

图1 | 世界资源研究所（WRI）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方莉

城市与建筑如何实现碳中和的途径，确实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议题，全球层面没有现成的成功经验可循，还处在一种探索的过程中。总结国内外的经验，就是在设定总量目标之后，应用清晰的测算方法，同时探索差异化路径，并且要引入非常强有力的激励机制，才能够促进城市实现碳中和。

WRI从1998年开始，就在研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清单（GHG Protocol）的方法学，这套方法学在全球广泛使用，对城市的边界内、边界以外电力和能源、供热、供冷、以及城市供应链上下游三个范围的排放进行计算，帮助城市和企业等相关主体识别碳排放情况，从而制定相应减排计划并监测其实施情况。

针对城市碳总量目标的确定，范围一（ScopeⅠ）是在城市的边界内部产生的碳排放；范围二（ScopeⅡ）是边界以外的电力和能源的间接排放；范围三（Scope Ⅲ）是上下游的产业所发生的间接碳排放。因此，我们在制定城市温室气体减排方案的时候，要先选定范围，完善温室气体排放的清单编制。

图2 | 运营排放边界示意图

在总结国际经验方面，我会用相应的国家案例进行配合说明。

第一，一定要有一个长期的计划，分工负责地实施。以英国伦敦为例，由下图可见，各区域的碳排放分别由市长、市政府和国家负责，目标清晰：白色的是市长负责范围，主要是新建筑零碳化和推进伦敦交通低排放到零排放进程；黑色的是伦敦市政府到2050年要负责的部分，包括城市的能源以及旧建筑改建等。黄色展示的是英国国家层面要负责的范围，每一个阶段实施减碳多少的目标都非常清晰。此外国家还负责分布式能源以及可再生能源的比例，在国家层面规定了不同阶段目标实现的时间节点。

图3 | 伦敦碳预算示意图

第二，不同的城市减排路径是有差异的。以法国巴黎为例，该城市以旅游等服务业为主要产业，因此交通、建筑和食品所带来的排放在其城市排放占比非常高。所以，巴黎的亮点是从城市自身的角度考虑、纳入对消费端排放的计算。巴黎的减排计划也考虑食品消费链，对食物领域的减排也设定了目标，是整一套和城市自身非常契合的战略。再比如德国北方的工业重镇——汉堡，其二氧化碳排放比例相当平均，交通、工业、建筑和服务业四分天下，所以它整个城市的减排路径就是以经济转型为主，发展氢能经济，从根本上替代工业的能源结构，并以工业为城市的建筑和服务提供所需热能。

图4 | 巴黎减排路径示意图

第三，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对于碳中和与碳减排的优先顺序是不一样的。以丹麦哥本哈根为例，该市在1947年进行城市规划时，对城市的设计是巴掌型、五指型的，也即以城市为中心，使用以（TOD）交通为主导的城市开发设计。在2025气候行动规划出台之后，哥本哈根开始鼓励绿色出行、特别是零排放汽车技术的使用，从而向紧凑型城市迈进。

图5 | 哥本哈根不同发展阶段的减排路径示意图

此外我们也关注到，低碳城市建设过程中有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那就是成本出自哪里？从电动车和太阳能板发展的历程看，新技术的成本都会不断下降，但是这需要时间和庞大市场的支持。同样，绿色建筑的投资成本是大于常规建筑的，因此亟需解决开发商和业主普遍缺乏动力这一重要矛盾点。

如何解决低碳进程中的经济激励问题？2010年4月1日，日本东京启动了第一个世界碳交易市场，把大型商业和工业建筑的二氧化碳减排量放到交易市场。这对于使用新技术减排是一个非常大的激励措施，其前提是有非常明确的目标。另一个可参考的相关案例是在香港。香港的绿色建筑认证体系和标准是不断升级的，然而在过去若干年中，每年完成的认证数量并不多。但自从2011年香港出台了新的政策，给予10%的容积率奖励，香港绿色建筑的认证速度就上去了。由此可见，正是因为非常明确的目标和市场信号以及碳交易市场的激励政策，使得我们前面所说的各种技术政策得以实现，因为需要有人来支付这些成本。

图6 | 经济激励机制案例

最后必须要说的是，我们需要兼顾减缓和适应。根据IPCC最新发布的报告，大家可以看到气候变化引发越来越多的灾害，从而要求电力系统做出相应的调整。最近各个城市都在做适应性分析：我们是不是有洪涝灾害了？我们应该对城市进行哪些改造？在改造的过程中，我们希望能够把减排的因素一并考虑进去，在做减排时也要把气候适应纳入考量。

图7 | “减缓”与“适应”减排措施

欧盟2020年的减排目标是2013年做的，要求2020年整个欧盟的温室气体要比1990年减少20%。它是分两套系统做的，40%的量要通过排污权交易来解决，这些都是大型的工业企业和跨境运输等，他们生产的产品和服务往往是有跨境影响的。60%的减排量来源与是城市的生活。简单的说，是把大型的生产和经营和生活分开，然后把生活这60%的减排量分给了28个成员国。

图8 | 欧盟碳交易机制示意图

欧盟的经验对我们后边设定城市、省和国家的减排计划非常有借鉴意义。欧盟把28个成员国按照人均GDP大排队，经济欠发达的地方可以在2020年前适当地增加排放量，这不是一刀切的制定政策。每个国家按照每年度的减排，有5%灵活度，可以挪到下一年完成，或者为下一年提前完成。各成员国之间也可以通过交易来最终实现规定任务。

只有明确的且不断降低的碳排放量才能产生碳金融市场，如同明确产权才能交易。相比发达国家的城市，我们的优势是有新建城市的可能、能够采用更新的技术、在城市规划中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最后，我想给中国城市减排一些建议：

第一，是要设立并披露分阶段、有约束力、有差别化的城市总量目标。

第二，因地制宜制定全面的综合的减排路线图，并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和气候变化的专项规划。

第三，引导零碳消费的经济激励措施。循环经济实际上是可以减少28%～35%的碳排放，需要有核算和认证，建立碳市场和绿色投融资机制鼓励减排行为。

第四，在规划和基础设施设计与运行管理的全生命周期兼顾减缓和适应。

站在两个40年的交界处，我们应吸取所有国家的先进经验，发挥城市创新的新动能，探索在未来40年碳中和的路径，为全球提供新的方案

本文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美国）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方莉在国际金融论坛(IFF) 2021年8月26日第五期学术会议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授权转载请注明出处。